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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的“人民”与老子的“公民  

2013-10-13 23:40:19|  分类: 公民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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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黎鸣《孔丘的“人民”与老子的“公民”》
 

孔丘的“人民”与老子的“公民”

黎 鸣

把中国的老百姓称作“人民”,似乎是近代的事情。其实,把老百姓称作“人民”是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因而也是中国孔儒传统顺礼成章的事情。在孔儒文化传统的历史之中,“人”与“民”是不可能并列的,更是不可能彼此代用的,因而“人”与“民”,从语义结构上看,不是并列结构,而只能是从属结构。例如孔丘的“仁者爱人”绝对不可能是“仁者爱民”。“人”在孔儒的传统之中,与“仁”同音,只能是孔儒所崇奉的“礼乐”所严格划定的天下等级之中处于上层等级的人们。如果按照传统的五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人、庶民来看的话,最后一级即是民,而“人”的称呼至少必须是士人以上。所以,人民一词的近代运用,已经深刻地包含有传统儒家文化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天下”惯性的不断延续继承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之中的“人民”,实质上是“官民”,是明显的“官人”和“民众”的合称。这样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兴起建立的开始之初,实际上就已经潜在地继承了孔丘及其儒家的“人人不平等”的文化传统,而“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过是“官民共和国”的表面上的称呼而已。从而传统文化的“官本位”的天下“体制”实质上也就已经潜在地存在下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本位体制的传统习惯就只会愈来愈甚地崭露头角、明显暴露。我的这种说法,显然已经被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所完全地证实。说白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之名开始,实际上就已经预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必然回归孔儒“官本位”政治体制传统的历史走向了。什么走向?继续走“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体制老路的“官民”永远不平等的走向。

很遗憾,近代的中国人没有走“公民”的全新的历史道路。这既是西方人的“宪政”的民主、自由的道路,也是中国古代老子曾思考的“道、宝、德”精神的“三公”于“民”的道路。我今天要说的是,老子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为中国人提供了走“玄同”的“公民”文化、“三宝”的法治政治和“玄德”的“公民”经济的伟大的“人学文明”的历史道路了。

我的这种观点决没有半点牵强、夸大之处,在中国的古代,老子确实是惟一一位具有伟大的“人学”理想的思想家,也即坚持“人人平等”、“人人自律”、“人人自由”的伟大观念的思想家。通观全部《道德经》,我们看不到任何赞美具体历史(政治)人物的迹象,自然就更看不到吹捧任何统治者的可能。老子关于“人”,只有“善人”、“圣人”之说,而没有“君子”、“大人”、“小人”之称。说到统治者,老子只说“侯王”的职称。关于“民”,老子虽然也是指众多的“老百姓”,而且也说到“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但是老子明确地反对“以智治国”,而主张“以明治国”或“以道治国”,即以人人“自知”(因为“自知者明”)、“自治”的方式治国。老子的“善人”是指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而老子的“圣人”则指的是理想中的最有智慧的人。总之,老子始终都是以“人人平等”的完全“求真”的心态论人包括论民。所以,也即是说,老子心中所说的“民”,全都应该看作是“公民”,是“人人平等”、“人人自律”、“人人自由”的“众民”,也即“公民”。而这与现代西方人《宪政》制度之下的“公民”显然是非常一致的。

此外,我们从《道德经》第62章中也可以看到,老子虽然主张“立天子,置三公”,但是对于“供璧”(玉玺)、“驷马”(军警)并不特别赞赏,而是更赞成“以道治国”,也即以“公道”治国。而真正的“公道”正就在“三公”。今天的人们通常都把老子《道德经》中的“三公”理解为三种官位,例如太傅、太师、太宰之类,实际上我所理解老子的“三公”是指作为“公道”的“三公”,也即今天所理解的关于西方《宪政》社会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事实上,如果按照“道、宝、德”的逻辑去理解,也应该指的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公正、公平、公开”的“三公”。这样一来,我们理解老子所说到的“民”,自然就应该是今天全人类所主张的社会中的“公民”。这虽然不是从老子《道德经》的文字之中直接获得的认知,但是从逻辑的意义上去看,只能这么理解,老子的确是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民”作为“公民”的巨大的意义和价值了。

再其次,从老子主张的“玄同”(不问亲疏、不问利害、不问贵贱)和“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念,也即“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终极的价值观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老子对“民”的理解,确实就是“公民”,而不可能是像孔丘及其儒家所认为的人人永远不平等的“人民”,更不可能是赤裸裸利害相抗的“官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丘及其儒家才是中国人永远“不平等”的“人民”一词的“始作俑者”,而老子,则是在中国最早提出了“公民”思想的伟大的思想家。请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人民”与“公民”之间的差异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恰恰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思维惯性的一种极其有害的顽固性的历史本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所有最重要的历史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要害,即是中国人对于“人民”和“公民”的严重地缺乏最起码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既包括信仰问题,也包括认知问题,更包括思维逻辑本身的问题。正是因为中国人陷入了永远“人民”的“不平等、不自主、不自由”的反人类文明的孔儒传统的“黑洞”、“陷坑”、“酱缸”,所以中国人永远都逃不脱传统天下“官本位”体制的如死一般顽固的纠缠。

说到最后,中国人全部历史和现实之中的最核心的问题,其本质即是孔儒文化传统非常不文明的“思维”结构、程序、功能的严重无真理、无规律、无逻辑的问题。而关于“人”的真理只能是“人人平等”,关于“人”的规律只能是“人人自主”(“人人自律”),关于“人”的逻辑只能是“人人自由”。正是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错误思维的极为有害的导向,所以中国人的“思维”严重地违背人类最基本的真理、规律、逻辑,所以才造成了中国人的“天下”,只能是充满了“荒诞”、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痛苦”的非常可悲的“天下”,总之,是充满了人类严重“不幸”的“天下”。

再说到最后的结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都可以浓缩到“人民”与“公民”的一字之差之中。说得更直接一点: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乃至迄今为止,实质上即是:只有“人民”,而没有“公民”。这“一字之差”也可以称作是“人人不平等”的谬误与“人人平等”的真理之间的“一字之差”,从真理的源头上来看,同样也是“一步之遥”。宇宙中的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诚如老子在《道德经》之中所表达的:大道至简。

所以,凡是想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上层领导人,我请他们三思:如何把中国的“人民”真正改革到变成为中国的“公民”,即无论“官”或“民”,全都是属于“人人平等”的“公民”。这其实就是中国当下最最最关键的问题的实质。一旦解决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那么,中国今天和未来的一切问题全都将迎刃而解。而且我还可以说,谁为中国“人民”争得了“公民”的全面的地位和权利,谁就将是迄今为止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也相反,谁最后阻碍了中国“人民”成为“公民”,他就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民贼”,或至少也是坚持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孔儒“官本位”天下传统的大“政治流氓”。“政治家”与“政治流氓”也同样是“一字(词)之差”。(201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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